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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纪传体的合理性。
作者最后强调了不懂得继承创新，只是简单地模仿古人的史家，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总之，这一篇文章，是从理论上说明了纪传体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种看法，认为编年、纪传各有得失，不可偏废。
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南朝梁人刘勰，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写道：“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
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
其后刘知幾撰《史通》，作《二体》篇置于《六家》篇之后，他不赞成编年、纪传“惟此二家，各相矜尚”
的做法，主张“辩其利害”
，以便使治史者有所遵循。
他认为编年体的长处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
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它的短处是：其记述人物时，“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
。
他认为纪传体的长处是：“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它的短处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
；“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
。
刘知幾的这些话，是分别针对《左传》和《史记》说的。
他的结论是：“考兹胜负，互有得失”
，“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
因此，他主张编年、纪传“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
刘知幾的这些看法，比起前两种看法来说，确有高屋建瓴之势，因而也就跳出了“唯守一家”
的窠臼，这反映了刘知幾的卓识。
这种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在刘知幾以后的一些有影响的史学家那里，都有突出的反映。
如本章第二节“会通思想与历史编纂的重大发展”
中，马端临评论杜佑《通典》时所说，“时有古今，述有详略”
；评论司马光《资治通鉴》时所说，“简编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这是以辩证的方法来看待时代不同、体裁不同对史书详略、内容的影响，也是史学批评史上的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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