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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纪传体“黜凡例”
“失褒贬”
“既挠乱前世，又聋瞽后代”
，因而把编年体视为“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
的最好形式。
这种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家中有很大的影响，以致为纪传体做辩护的人也要提出“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
的主张，认为这样才无懈可击。
其实，纪传体史书又何尝不考虑到它在政治上的要求呢。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撰《史记》，也是要写出“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
[29]的，而《汉书》旨在歌颂“汉绍尧运”
[30]，《史》《汉》以下亦多类此。
典制体史书的创立者杜佑在《通典·序》里明确指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同时也指出了他的“致治”
的主张及其与《通典》在编次上的“篇第之旨”
的一致性。
纪事本末体又如何反映它的政治上的要求呢？杨万里在《通鉴纪事本末·序》中说：“由周秦以来，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国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盖安史之乱，则（李）林甫之为也；藩镇之乱，则（田）令孜之为也。
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则得医之方矣，此书是也。”
这些话虽不是袁枢本人说的，但杨万里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讲这些话，不是更能说明问题么！
可见，中国古代史家在历史撰述中决定采用何种体裁的时候，虽有种种不同的考虑和说法，但一般地说，他们都不能不重视史学的政治目的。
换言之，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史学，它的政治上的要求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编撰形式反映出来的。
皇甫湜说的史书体裁本“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耳，何常之有”
的话，是有道理的。
所谓“才之所长”
，指的是史家运用体裁的能力；“时之所宜”
，主要指的就是现实的需要了。
中国古代史家重视史书体裁的优良传统及其给予我们的这些启示，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还是会有所裨益的。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中国古代史家讲求史书的编撰形式，不仅涉及史书的体裁（各类史书之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涉及史书的体例（同一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
史书的体例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可另为专文予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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