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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记水、旱、虫、雨雹、雷电、霜雪、地震等，都是将其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看待的。
这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4]的思想是一致的。
《春秋》在历史表述上，是先秦时期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它在历史思想发展上的重大贡献。
《左传》记周内史的话，说“吉凶由人”
[5]；记郑国大夫子产的话，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6]。
《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的话，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
《左传》和《国语》都写出了大量的在历史活动中的人，写出了他们的活动、议论、风貌。
这些都反映出它们在历史思想上的进步。
战国以后，在历史思想领域，人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天命”
史观的影响，有时甚至表现得很突出。
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天命”
受到怀疑，人事受到重视，已是历史思想发展中不可遏止的潮流。
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究天人之际”
的重大课题，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发展上有划时代意义。
他批评项羽兵败身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7]。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针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的说法，发表评论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也？”
这表明司马迁在历史思想上是一位对“天命”
史观大胆怀疑的史家。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真正把人作为历史中的主体来看待的伟大著作，它对历史变化的动因有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
《史记》在历史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在“二十四史”
中，也有一些明显地宣扬“天命”
的皇朝史，但它们毕竟都是着眼于写人在历史中的活动：其称说“天命”
，固然有真诚的，但不少都属于官样文章。
如同司马迁在历史思想上提出了“究天人之际”
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样，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提出了清除“天命”
史观在历史撰述中之不良影响的任务。
他断然指出：自然界的种种变化，“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
[8]。
刘知幾并不是彻底否认“天道”
，但他说的“天道”
显然已包含了不少属于自然现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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