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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战国策》，反映的是人力、人谋的作用，“天命”
变得苍白了。
从刘向的《战国策·书录》中可以看到，那是这样一个时代：“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
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
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5]这哪里还有“天命”
的影子呢。
在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上，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怀疑者和变革者，他不仅明确地表明：“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
又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6]更重要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写出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从多方面说明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观念上的人本主义传统。
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
在《史记》以后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尽管还时时有称说“天命”
的现象，但从主流上看，它们都不居于重要位置，甚至大多都不是有实质性的意义。
到了中唐时期，同史论、史评有密切关系的思想家柳宗元写出了《天说》一文，他的好友刘禹锡写出了《天论》三篇，于是“天”
被认识为物质，并在自行运动着，而这种运动着的物质的“天”
（即“自然”
）与“人”
各有其能，二者的相互影响，形成了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
[7]至此，天人关系说完成了它走向理性阶段的历程。
宋代以后，有所谓“天理”
和“人欲”
对立的说法，多是思想家们所谈论的命题。
而这里的“天”
，则由上帝意志的“天”
、物质与自然的“天”
，蜕变为绝对精神的“天”
了。
这同史学家所讨论的“天”
有所不同。
此外，在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中，还有“天人感应”
说和谶纬说的流行，但自司马迁以下，它们大多未占据过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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