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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封建”
（分封）出现的客观原因；秦废封建而设郡县，是适应了客观形势的变化。
[22]可以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全篇都是在论证“势”
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势”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比之于司马迁说“势”
，是更加深刻了。
其后宋人曾巩、范祖禹、苏轼等都受到柳宗元《封建论》的影响并有所阐发。
曾巩著《说势》一文，其见解折中于“用秦法”
与“用周制”
之间。
[23]范祖禹称：“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
[24]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
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
[25]这些都丰富了“时”
与“势”
的内涵。
至明清之际，王夫之对此又有新的发展，他不仅对“势”
“时势”
多有论述，而且进一步提出“势”
与“理”
的关系，认为“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
[26]，“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27]。
这无疑是在说，“势”
是“理”
的表现形式，“理”
是“势”
的内在本质。
要之，从司马迁到王夫之，史学家关于“势”
的观念经历了漫长而有意义的发展过程。
以上，从一般理论层面、较高理论层面和范畴概念层面，简要说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之深入探索的连续性的特点。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是群体的创造，它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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