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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端临关于理乱兴衰“不相因”
、典章经制“实相因”
的认识，显然是把二者的关系绝对化了。
《通鉴》以“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说明治乱兴衰虽代各其异，但也有“相因”
之处。
《通典》以论述“法制”
“政经”
为主旨，在考察历代“损益”
“因革”
之中，也必然可见“不相因”
的成分。
再者，“理乱兴衰”
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典章经制”
有关联，未可截然分开。
尽管如此，马端临看到了“会通因仍之道”
表现在历史撰述上的这种区别，还是有理论价值的。
第三，是从理论上对“文献”
的含义做了界定。
他认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4]他把自己所据的材料，从大的方面划分为“叙事”
和“论事”
两个部分，以确定“文”
“献”
的内涵，这在历史撰述上和在文献学的发展上，也具有理论和方法论的价值。
《文献通考》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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