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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
，等等。
这些现象是以前所没有的，或者虽然有但却没有显露得如此突出。
当然，武帝时代的西汉社会比惠、吕、文、景时代的西汉社会是向前发展了，于是新的社会问题也就跟着产生了。
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思想来说明他看到的这些变化，认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他当然还不能完全跳出循环论的窠臼，但他毕竟敏感地揭示了社会的变化，于盛世之中看到了新的社会问题。
这些变化，这些问题，固不可完全视为盛衰之变，但也确实包含着盛衰之变。
唯其如此，司马迁才给后人留下了永远值得思考的历史课题。
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
他不仅能够以冷静的态度看待历史，也能够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现实。
他善于以历史的经验来揭示现实的问题，也善于以现实的问题去反衬历史的经验。
他的思想上无疑还带着历史循环论的印记，但他确实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因为他对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变化从不感到惊奇和困惑。
他的历史哲学是：“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要之，司马迁所总结的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中包含的历史智慧，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1]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1～2542页。
[2]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1页。
[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4页。
[4]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5]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7页。
[6]司马迁：《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49页。
[7]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3页。
[8]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0页。
[9]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1页。
[1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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