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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曲笔”
也是史学上的客观存在，刘知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形式和产生的原因，也举出了不少这方面的实例。
在刘知幾以后，这种现象也时有出现。
但从史学发展的全貌来看，亦恰如刘知幾所说：“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
[24]这个看法是具有辩证因素的。
曲笔作史危害很大，造成的史事上的错误也不少，但在整个史学上毕竟只占少数。
这就是说，直书是主流，曲笔不可能成为主流。
这是因为：第一，曲笔违背了“书法无隐”
的古老传统，也跟人们的历史意识不断发展的趋势相悖。
第二，任何时代出现的曲笔，都不会符合那个时代所提倡的道德规范，因而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即使出于维护“名教”
而曲笔，也难得为严肃的史家所接受。
第三，由于上述两点原因，绝大多数史家是以董狐、南史、司马迁为效法的楷模，存实录、写信史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第四，从史学发展的连贯性来看，任何得计于一时的曲笔作史，终究要为后人所揭露和纠正，这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可以举出不少实例来证明的。
要之，可以认为：曲笔只是史学上的支流，而直书是史学上的主流。
认清这二者的关系和作用，对于全面估价中国古代史学的历史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求实，也是史学经世致用的基础。
刘知幾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25]这是从一个具体的方面，说明了求实和史学社会作用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在中国古代史学之经世致用的传统上则有广泛的表现。
中国史学之经世致用的目的萌芽甚早，上文所引《尚书·召诰》语足可说明它有长久的渊源。
所谓孔子作《春秋》以代“王法”
，至少反映了人们对于史学的社会作用已有明确的认识。
秦汉以下，这种认识不断发展成为自觉的意识，从而成为一种史学传统。
至晚在中唐时期，这种传统由主要是鉴戒的目的发展为比较全面的经世目的。
这从杜佑著《通典》和《理道要诀》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杜佑的撰述目的，反映出他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两点是不同于前人的。
第一，他突破了在历史书中从历史事件方面总结治乱得失的模式，进而深入到从各种制度的兴革流变对历史上的治乱得失做全面的考察。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从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重大政治事件的考察，发展到对于国家主要政策、制度的历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价值观念的考察。
杜佑在《进书表》中着意强调指出“法制”
和“政经”
的重要，这既是经典中讲得很少的，而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
，真是双重的遗憾。
唯其如此，《通典》问世，则“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
[26]。
第二，他突破了历来所强调的史学对于现实社会尤其是现实政治的鉴戒作用这一认识模式，提出了以史学“经邦”
“致用”
“将施有政”
这一具有直接实践作用的认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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