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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史家从《礼记》的《曲礼》《经解》中引出这两句话来概括史家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视野，这固然是对于古老传统的总结，同时也反映出史家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的增强。
中国古代史家有恢廓的历史视野，固然是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视野并不仅仅是对于过往历史的追寻和记述。
史家对历史的观察和思考，往往都是出于时代的启迪、激励和需要，从而使这种观察、思考、撰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要求。
因此，中国古代史学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这是它的又一个优良传统。
从史学上看，这种时代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而其共同点则在于：优秀的史家大多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提出那个时代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或是反映那个时代人们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对于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解。
中国最早的编年史《春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尊“王道”
，一是重人事。
大致说来，尊“王道”
反映了孔子思想倾向中保守的方面。
而重人事，则是人们在历史活动中从精神上摆脱“上帝”
“天命”
“神”
的羁绊而开始认识自身的力量和作用的反映，是人们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伟大进步的反映。
这后一点，正是春秋时期一个突出的时代特点。
秦的兴盛、骤亡和汉的继起，震动了当时的社会。
儒生陆贾对刘邦说的“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的名言，可谓一字千钧，提出了汉初政治上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
后来陆贾奉命撰《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14]。
《新语》所阐述的是秦何以亡、汉何以兴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
的历史经验。
汉初确立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与此有很大关系。
《新语》这部史论兼政论著作，突出地反映了汉初的时代特点。
而真正从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活动中，总结秦亡、汉兴历史经验的，还是由司马迁的《史记》完成的。
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汉武帝统治时所面临的新问题，这使《史记》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精神。
与此相似的，是唐初史家的活动。
而唐初的历史撰述表现出对于多民族历史之处理上的进步，正反映了多民族国家之历史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代精神。
其他如杜佑在“安史之乱”
后着手撰《通典》，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大致与王安石变法同时，南宋史家对当代史撰述的高度责任感和突出成就，直至明清之际批判性史论的发展，都可以说史家们是面对时代而思考历史、撰写历史。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优良传统。
有—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家只注重于“微观研究”
，只注重于“政治史”
撰述；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家多注重于向后看，言必称三代。
我认为，这两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考察中国古代那些有代表性的史家的思想和视野，考察那些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以及这些著作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思想动因，就会发现这两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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