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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来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及其主要标志。
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形成的基础上，步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从整体上看，这个发展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前一个时期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在这个时期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认识，有些问题的阐发则产生了系统的论著；其二，提出了前一个时期未曾提出的新问题；其三，出现了足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的标志性著作。
先来考察第一个方面。
第一，天人关系仍然是最根本的历史理论问题之一。
尽管此时的史家、史书还时时称说“天命”
，但“天命”
愈来愈成为摆设了，人事才是真正被关注的对象。
南朝的范晔、唐初的魏徵、中唐的柳宗元，都是否定“天命”
的史学家、思想家。
由于柳宗元同史学的密切关系，他的《天说》《天对》不仅把“天命”
逐出了自然观，而且把它逐出了历史观，“是超越前人的理论”
[11]，因而在历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另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南朝的刘邵写出了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人物志》。
还有，在重视郡望的门阀时代，各种人物的传记如雨后春笋，表明这是研究人、表现人的时代，“天命”
在历史理论的范围内已失去了昔日的尊严和光辉。
第二，古今关系也仍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不是“法先王”
“法后王”
或言必称三代一类的辩难，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得失的估量上究竟持怎样的认识。
例如，关于政治建置，是分封优于郡县，还是郡县优于分封？其原因何在？从三国时期到唐代中期，人们有热烈的争论。
又如关于人心风俗问题，是人们的本性越来越“浇讹”
呢，还是由于社会越来越复杂，统治者应采取教化政策？再如关于华夏、夷狄的差别，是天然生成的呢，还是由于种种原因致使不同民族在时空中有所变化而形成的差异？等等。
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史学家们把自己的认识推进到新的高度。
第三，关于国家职能的认识。
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的古老意识的基础上，怎样更深入、更全面地看待国家职能？《周礼》、历代官制实质上都触及这个问题，而杜佑《通典》的问世，是极明确地、合乎逻辑地阐述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古代国家观在历史理论领域的极重要的成就。
第四，怎样看待民族和民族关系。
从《三国志》到唐修八史，史学家是怎样继承司马迁撰写民族传记的传统的？他们的认识、理论有何异同？总的趋势如何？江统提出《徙戎论》的根据何在？唐人撰写《晋书·载记》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从十六国到唐代，史学家们是如何自觉、不自觉地在史书中反映出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的？范晔、刘知幾、杜佑、唐高祖、唐太宗等，是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精辟见解的史学家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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