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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蔽真”
、“失真”
、“溢真”
的辩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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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评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它们在史学价值上的是是非非，存在着不少争论。
这些看法和争论，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
明代史家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阐述了精辟的见解。
他说：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
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32]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终于“不可废”
的方面，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上的确论。
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
他所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
、“人臆而善失真”
、“人谀而善溢真”
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的概括，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
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这是经过漫长的道路和反复的认识才达到的。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
，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明代史学。
《史通·古今正史》关于唐初以前国史撰述的批评，颇涉及一些“人恣”
而“蔽真”
的现象。
从刘知幾的批评来看，可见王世贞所说的“人恣”
这个“恣”
字，可谓入木三分。
国史一般出于官修，故而有一些人得以对撰史工作采取恣意放纵的做法。
概而言之，一是出于史官本人，如许敬宗撰史，“曲希时旨”
、“猥饰私憾”
，结果是“凡有毁誉，多非实录”
。
二是出于最高统治者，如刘聪之诛公师彧、石虎之刊削国史、苻坚之焚灭国史，以及拓跋焘诛崔浩、夷三族、杀同作、废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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