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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意不俗，寓庄于谐，揭露深刻的作品，不能不说是赋体的一种创新。
《解难》则表达了作者对自著《太玄经》的自负，认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
，以与世俗见解相对抗。
《酒赋》采用借物喻人的手法，以汲水之器比喻高洁之士，以盛酒的皮囊比喻得势小人，表达了自己的愤世嫉俗之思。
在写作手法上，扬雄的不少大赋都打破了他以前大赋创作的客主问答的体式，如《甘泉》《河东》二赋皆以简洁叙述开头，不设客主问答，显得别致而不落俗套。
再者，扬雄的一些赋虽有艰深之弊，但绝大多数很少用僻词奇字，且善于运用长句，使气势遒劲。
又善于炼字，极尽刻画形容之致，这些，较之司马相如的赋在艺术上都是一种进步。
扬雄对赋体文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对风靡一时的散体大赋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总结，概括了大赋的特点及缺陷。
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五节讨论，此不赘述。
（五）班固和张衡
作为生活在东汉经济最繁荣的明帝、章帝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对“润色鸿业”
的散体大赋是极力提倡的。
他还身体力行地创作了著名的《两都赋》。
《两都赋》在结构与手法上完全仿效司马相如的《子虚赋》。
极尽铺排地描写了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繁盛景象，虽不时流露出委婉的讽刺，但以替朝廷说教的成分为多。
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相比，班固《两都赋》自有特点。
其一，他所描写的内容，已不再像司马相如那样重在选择宫苑、游猎进行描写，而是以东、西都的山河形势、制度文物为中心，着力渲染，所包括的内容要广阔得多。
其二，真实的成分增多，虚夸的成分减少，夸大渲染之中不失真实，保存了许多较有价值的史实资料和现实内容。
其三，对偶句增加，散文句减少，形成了一种典雅和丽的风格，且于典雅中又不失刚劲之气。
大约正是如此，班固被人们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并称为汉代四大赋家。
《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直接影响了后来张衡《二京赋》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
张衡（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是东汉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
他生活在政治腐败的东汉中叶，创作过很多赋体作品，有模拟前人者，有及时创新者，而《二京赋》则代表了他大赋创作的思想倾向和水平。
面对统治者骄奢**逸的腐朽生活，秉性正直、不逐名利的张衡内心充满了激愤，于是作《二京赋》进行抨谏。
“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
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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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京赋》结构宏大，长达7600多字，为汉代赋作所仅见。
在形式上，仍没有突破散体大赋的程式。
值得人们宝重的，一是对统治者腐朽生活的揭露更为具体、激切，警告统治者不要“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
，表现了进步的思想观点。
二是更为广泛地描写了汉代的城市生活、风俗民情，尤其比较详尽地描写了东、西京的文物制度，如西京的“百戏”
，东京的“大傩”
，给后人研究汉代文化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自扬雄以后，散体大赋的创作一直处在模拟状态，尽管人们也取得了这样那样的成就，但大赋呆板滞涩的形式主义倾向始终没有得到克服，相反却越来越严重，从而日益削减了它的活力和艺术感染力，从而慢慢衰落下去。
到东汉中后期，一种短小灵活的抒情小赋在赋作的变革中兴起，散体大赋也就随着时代的推移退出了文坛。
就在散体大赋处于发展的停滞状态时，汉初的骚体赋经过文人的改造，已开始向缘情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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