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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文学”
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广义上的“翻译”
现象。
而我们用汉语写作的外国文学史却又忽视了翻译家和译本这个环节，企图超越译作而直接面对原作。
而绝大多数文学史及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他们不能、也不必阅读原作，他们所阅读的，是翻译文学。
这就是我们的各种《外国文学史》所遇到的矛盾和尴尬。
另外，近百年来，我国的翻译作品，已经积累了数万种。
在已出版的全部文学类书籍中，翻译作品要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对于这么大一笔文化、文学的财富，现有的一般的《外国文学史》著作却没有，也不可能把它们纳入研究和论述的范围。
而一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难以充分、全面地展示翻译文学的丰富内容。
这都意味着：翻译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部门，翻译文学史应该是与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相并列的文学史研究的三大领域之一，而正是由这三大领域构成了完整的文学史的知识体系。
在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方面，学界前辈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
我国翻译文学研究的先驱者是梁启超。
他在1920年发表了长文《佛典之翻译》，1921年又出版了《翻译文学与佛典》（一名《中国古代翻译事业》）。
1938年，阿英发表《翻译史话》，内容讲的都是翻译文学，可惜没有写完。
除了这些专门著作外，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若干国别文学史的著作，也讲到了翻译文学。
例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有专门章节讲述翻译文学。
在翻译及翻译文学的专门研究方面，一直到了1984年，才有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出版（后来扩写为《中国翻译史·上卷》，1999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大量涉及翻译文学的内容。
1989年，陈玉刚等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由中国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98年，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9年，孙致礼编著的《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
同年，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由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这些著作都填补了我国翻译文学史研究的空白。
但总的看来，与翻译文学的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相比，我国对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薄弱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政治、文化上的，也有文学观念上的。
如上所说，人们习惯上将“翻译文学”
视同“外国文学”
，是制约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研究的首要原因。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学研究分科越来越细，不同的“专业”
之间也很封闭，同时兼通中外文学两方面的人才越来越少了。
例如，大学外语系的专家教授们大都从事外语本体的研究，有关的翻译专业或“翻译学”
专业，基本上是在语言层面上研究翻译的技法，对“翻译文学”
的研究难以展开；而在大学中文系或中国文学的研究机构，同样也习惯于封闭地研究中国文学。
樊骏先生在近来发表的《关于学术史编写原则的思考》一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忽视了翻译文学，这是因为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在外国语言和外国文学两方面都在欠缺，“对他们来说，产生这种‘忽略’，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
这种看法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事实上，对于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来说，有谁看不到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显著地位和作用呢？但是，如果不对外国语言文学有一定的修养，谈翻译文学、研究翻译文学就很困难。
不过，最近这些年，情况有了可喜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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