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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批评所涉及的，是翻译家的翻译水平、翻译的对与错、译文的价值质量等非此即彼的要害问题。
这样的批评，容易引起人际纠纷，批评者也容易叫人觉得“有失厚道”
。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鲁迅与梁实秋、赵景深之间，就曾有翻译批评而互相“得罪”
，使论争带有党同伐异的火药味。
1940年代，有人撰文批评日本文学翻译家尤炳圻翻译的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的译文（连载于天津《庸报》），便有人指责这种批评“吹毛求疵”
、“有失厚道”
，原因是这作品本来难译，尤炳圻译得这样已经可以了，不必批评。
[5]一种是批评起来类似“战斗”
，一种是为了保有“厚道”
而不让批评，都不利于翻译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0年代，我国文学翻译界曾有过翻译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的兴旺时期，1950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以《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翻译工作》为题，发表了三篇翻译批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
《翻译通报》也曾在1952年4月发表署名文章，对翻译家韦丛芜贪多求快、在两年时间里译出十二部粗制滥造的译本的行为，提出了毫不留情的尖锐批评，迫使韦丛芜发表文章做公开检讨，但后来这样的健康的翻译批评文章很少见到了。
不久，在“三反五反”
中，《翻译通报》上的批评文章却变成了对翻译家的政治攻击和陷害，偏离了正常的翻译文学批评的轨道。
进入1980年代后，在这样一个以包装、广告、推销等商业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动不动就有人“拿起法律武器”
打官司的时代，翻译批评更为困难，而且要冒风险。
所谓“批评”
文章倒也不算太少，但是宣传性的、甚至吹捧的文章多，而“批评”
的文章少。
在少量“批评”
的文章中，也难得指名道姓。
难怪周仪先生在《翻译与批评》一书的自序中写道：“翻译批评，在翻译界如果不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也算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禁区吧。
批评，就会得罪人。
得罪人是不好办的。
开展翻译批评，大概也同惩治腐败一样艰难。
这或许是翻译界人士涉足少的一个原因吧！”
[6]近年来像施康强先生、许钧先生发表的一系列搔到痛痒的翻译文学批评文章，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翻译文学批评与一般的文学翻译批评的不同。
翻译文学批评与一般文学批评在许多方面的要求是相通的。
作为文学批评，都需要公正的科学精神，与人为善的态度，良好的文学修养，敏锐的学术眼光，出色的审美判断力，但翻译文学批评除此之外还有其特殊性。
它首先是“语言学”
的批评，而且是跨语言的文学批评，批评者的基本资格是必须精通原文语言和译本语言这两种语言，而不能离开原本对译本做孤立的评判。
因此，这种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比起一般的文学批评更强，要求也更高。
如果说，一般的文学批评所要求批评家的首要的是审美判断力，那么，翻译文学批评所要求批评家的首先是语言——母语，特别是外语——的能力。
一般的文学批评只要读懂所批评的文本就可以了，而翻译文学批评家不仅要读译本，更要读原作文本，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两者之间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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