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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相对的概念——“破坏性叛逆”
，以此对“叛逆”
做出了“创造性”
和“破坏性”
两方面的评价，认为“叛逆”
有“创造性的叛逆”
，也有“破坏性的叛逆”
，并主张对“叛逆”
采取审慎的态度。
在涉及翻译史研究的时候，“译文学”
与“译介学”
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
“译介学”
首先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主张，特别是很好地论证了“文学翻译史”
与“翻译文学史”
的区别，认为不仅要有记述翻译家的翻译活动及翻译事件的“文学翻译史”
，更要有文学性为本位的“翻译文学史”
。
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中明确提出：“翻译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学交流史、文学影响史、文学接受史”
。
[8]显然，这样的主张与“译介学”
的“比较文化”
的基本立场是相通的。
“译介学”
提出要把翻译文学写成“文学交流史、文学影响史、文学接受史”
，就是强调翻译文学在跨文化交流、文学交流中的作用。
这样写出来的“翻译文学史”
，比那些只是记述翻译家及翻译史实的“文学翻译史”
，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和提升。
但另一方面，“译介学”
所提倡的“翻译文学史”
，由于受到了“文学交流、文学接受与影响”
的“比较文化”
立场及“创造性叛逆”
价值观的制约，而相对地忽略了译本、译本分析或译本批评。
或者，在从事译本批评的时候，只关注与“创造性叛逆”
相关的现象，而无意对翻译文本做更全面细致的批评。
而这一点却正是“译文学”
立场上的“翻译文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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