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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大声呼吁重视翻译文学及翻译文学史的研究。
其中，上海的谢天振教授呼声最高，他写了多篇这方面的文章，并且提出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
的观点。
我认为，把翻译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是合情合理的，必要的。
但同时还必须清楚，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的”
组成部分。
说它“特殊”
，就是承认它毕竟是翻译过来的外国作品而不是我国作家的作品；说它“特殊”
，就是承认翻译家的特殊劳动和贡献，承认译作在中国文学中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位置，也就是承认了翻译文学的特性。
所以，我们期望今后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有翻译文学的内容。
但是，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由于一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有体系、体例上的制约，要全面、系统地展示翻译文学，恐怕难以做到，所以，那就非得有翻译文学史的专门著作不可。
文学史研究作为一种研究实践，必须有明确的、正确可行的理论与方法做指导。
不过，翻译文学史，目前仍处于草创阶段。
究竟怎么写？前人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范例供我们作参考和借鉴。
我想，根据研究的范围、角度的不同，翻译文学史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综合性的翻译文学史，即全面论述我国译介世界各国文学的历史，展现翻译文学发展的概貌，如前面提到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就是。
由于这种综合性翻译文学史涉及多国家、多语种，除非是多卷本的大部头的著作，否则恐怕只能是概述性的。
第二种类型是断代性的翻译文学史，如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第三种是专题性的，如梁启超的《翻译文学与佛典》。
第四种是只涉及某一国别的、某一语种的翻译文学史，如我现在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就是。
我认为第四种类型的翻译文学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应该是翻译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最基本的方式。
它可以由个人独立完成，并有可能很好地体现出学术个性，保证研究的深入。
在这种国别性的翻译文学史研究有了全面的积累后，才会出现综合性、集大成、高水准的《中国翻译文学史》。
写翻译文学史，还必须对翻译文学史内容的构成要素有清楚的把握。
翻译文学史与一般的文学史，在内容的构成要素方面，有共通的地方，也有特殊的地方。
一般的文学史，其基本的构成要素有四个，即：
时代环境——作家——作品——读者
而翻译文学史的内容要素则为六个，即：
时代环境——作家——作品——翻译家——译本——读者
在这六个要素中，前三个要素是外国文学史著作的核心，而翻译文学史则应把重心放在后三个要素上，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译本”
。
因为翻译家的翻译活动的最终成果是译本。
所以归根到底，核心的要素还是译本。
如果我们机械地奉行“翻译文学史就是翻译家的翻译历史”
，那就是以翻译家为核心了。
以翻译家为核心，就势必会用较多的篇幅介绍翻译家们的生平活动。
但文学家、文学翻译家的生平活动，在现有的《翻译家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及其他文献材料中都可以轻易查到，在一部学术著作中，在翻译文学史中，除非特殊需要，是不必费太多的篇幅去堆砌这些材料的。
所以，翻译文学史还是应以译本为中心来写。
译本有那么多，如何选择取舍呢？究竟哪些译本要写？哪些译本不写？哪些译本要多写？哪些译本要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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