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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这种批评长期以来一直是最盛行的批评。
当年创造社的批评多属于这类批评。
郭沫若在1922年发表的《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就属于这类批评的代表性的文章。
郁达夫的《夕阳楼日记》（1921）中激烈指摘余家菊的一篇译文中的错译，成仿吾在《学者的态度》（1922）中除了反击胡适对郁达夫的批评外，还逐条列举了胡适的错译。
当年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他批评创造社的翻译批评专门挑错，但鲁迅本人也做过类似的批评，他曾在《风马牛》一文中，指出赵景深翻译的俄国作家契诃夫的《樊凯》（今译《万卡》）将“mikyway”
译为“牛奶路”
，并将译者嘲笑了一番。
以“牛奶路”
为例，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把鲁迅的看法视为定论，但前几年谢天振等学者发表了专文，认为将“mikyway”
译为“牛奶路”
不但没错，而且还是一个能够保存原文特有的文化意象的妙译。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挑错式的翻译文学批评有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批评一旦多起来，一旦形成了一种模式，批评家将注意力集中在译文的错译上，倘若能在一篇（部）译文中找到多个错误，便可以连缀成文。
使翻译文学批评成了咬文嚼字的语言批评，以这样的批评来取代“文学批评”
，那就很可能以偏概全，使读者误将带点疤痕的苹果当成烂苹果。
例如，在傅雷、朱生豪的译文中挑些错出来，是应该的，但即使挑出了一些错译，仍不能因此而贬低乃至否定它们的文学价值。
要把翻译文学从语言学批评进一步提升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困难很大。
有一些矛盾难以解决，包括语言学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矛盾，局部批评与整体批评的矛盾，翻译批评与翻译欣赏之间的矛盾，翻译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翻译批评之间的矛盾，批评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矛盾，批评家的批评方式与批评对象之间的矛盾，等等。
在翻译文学批评中，应该将译文的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语言学批评与美学批评结合起来，片段的抽样分析与完整的译文评价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
对此，茅盾先生早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提出希望：“我们希望今后的批评更注意地从译文本质的问题上，从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上，从译本传达原作的精神、风格的正确性上，从译本的语言的运用上，以及从译者劳动态度与修养水平上，来做全面的深入的批评。”
[9]
但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在目前现有的翻译批评文章中呈现出“二多一少”
的情况，就是细节和局部批评的多，笼统地不点名批评的多，而整体上将语言批评与文学批评有机结合的批评少。
其中，取得较大成绩、显出较高水平的批评大都集中在细节的局部的语言学批评上。
代表性的著作首推马红军先生的《翻译批评散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
该书从公开出版的书刊上选取了若干有商榷性的译文片段，对照原文，分析其中的成败得失，然后再摆出自己的译文，在逐层的分析和比照中，不同译文的高下优劣一望可知，充分体现了翻译批评的严谨性和艺术性，当然也不会给人留下“眼高手低”
之讥。
要开展翻译批评，必须有大家所应自觉遵守的翻译批评标准。
早在1950年代初，翻译界就曾对翻译批评标准问题展开了讨论。
董秋斯先生在《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1950）一文中就承认翻译批评有两个基本的困难：一是没有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二是没有公认的客观标准。
[10]焦菊隐在1950年发表的《论翻译批评》一文中也指出：“批评漫无标准，各人各以主观的尺度去衡量译文——这是产生这种隐藏着不良倾向的批评现状的主因。”
[11]到了1990年代，这种情形仍然存在，许钧先生说：“我国的文学翻译批评还没有建立一套相对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理论。
近十年来，我国翻译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在与文学翻译批评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学翻译标准的探讨方面，却仍然难以达成比较统一的意见。
既然翻译标准都未能统一，那该如何去正确而又富于说服力地评价译文的质量呢？标准的不统一，势必造成评价的殊异。”
[12]但许先生在《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一书中也只是提出了若干基本原则和方法，并没有对批评标准问题多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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