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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作家把人性中丑恶的一面通过怪诞的手法展现了出来，人一旦被剥去理性的画皮，就会呈现出一副困兽之相。
残雪似乎要将人的生命本性定位为荒诞和丑陋，唯有用荒谬变态的非理性行为来描述才足够准确。
残雪的小说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使用夸张的非理性手段来彻底否定理性的价值。
在残雪的小说中世界如一座垃圾堆，人成了在垃圾堆里翻动拨弄的苍蝇。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阴暗、冷酷，以至于连亲情与爱情也不过是一层纸糊的伪装，以至于在亲人和情人之间也相互算计、相互仇视、相互迫害。
固然可以说，残雪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示了人生和社会的某种真相。
但残雪小说却也同时给人以平面感和重复感，这二者都是她所采用的那种非现实非逻辑的小说构造方式所导致的。
由于是非现实非逻辑的，读者便只能以直觉的方式去感受她的小说世界，而无法用思辨的方式对其小说世界进行深层勘探，所以给人以平面感。
又由于是以非现实非逻辑的方式将人物怪诞的言行和那些丑陋、肮脏的意象进行组合，就必然不可能在方式上有什么新意。
在当代小说发展史上，残雪的方式当然具有某种独特性，但同时也多少有些游戏意味。
莫言（1956—），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
小学毕业后回乡务农，197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81年开始创作，以《透明的红萝卜》（1985）引起文坛注意。
在《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狗皮》等作品中，一方面由一个冷静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再加上叙述者父亲（豆官）的视角来铺排阐发整个故事，营造出某种奇妙的“多声部”
叙事效果，使小说的意义变得更为丰满；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人物心理与人物视角来分别叙述同一个故事，每一次叙述中又各有侧重，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类似福克纳《喧哗与**》式的立体叙事结构。
“红高粱系列”
通过“红高粱”
这一象征意象，来表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北方农民充满野性、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和生命意识。
《红高粱》中，“我爷爷”
“我奶奶”
等人个个都是草莽英雄、能人好汉，个个血气方刚、豪迈奔放，表现出强悍的生命力，他们虽然生活在兵荒马乱、水深火热中，却能独立掌握和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得洒脱自在。
余占鳌杀死与自己母亲姘居的和尚，杀死九儿婆婆家的一对父子，以炽热和粗野的感情爱着九儿，日本鬼子侵入红高粱地后，余占鳌毅然率领伙计们杀向敌人，“我奶奶”
也悲壮地死在高粱地里。
莫言的小说总是在写实中融入大量奇异的想象与怪诞的色彩，并在结构上表现了新的时空形态：作家凭着自己的感觉体验随心所欲地变换着时空，打破了物理与心理时空、历史与现实的界限，构成了非线性、非逻辑的循环复叙结构。
不过从莫言的创作实践看，这种“现代意识”
则是有意而为之的，尤其是后来的《球状闪电》等作品，明显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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