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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还有着另外两个方面的“情形”
。
一方面，第一次文代会“团结的局面”
虽然很“宽广”
，但也有突出的排异性。
很多在现代文学史上极有成就的作家被排斥在外。
1948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已胜券在握时，为了强化其对文艺的领导，在香港创办了一份在当时震动文坛的刊物——《大众文艺丛刊》，这一刊物的主要作者，均是在当时或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或中央政府主管文艺工作的文化官员，如冯乃超、胡绳、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等人。
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是，《大众文艺丛刊》所发表的文章不仅有体现了中共文化意志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10]，更有基于这样的意见所展开的对于不少作家的批判。
《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所刊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动文艺》，以一种粗暴的方式，将沈从文、朱光潜和萧乾等人的创作指斥为“反动文艺”
，挖苦他们是“桃红色”
“蓝色”
和“黑色”
的作家。
果然，第一次文代会多达七八百人的代表当中，没有了沈从文、朱光潜、萧军、端木蕻良和冯文炳这样的作家。
郭沫若在文代会作总报告的时候，甚至多次点名指斥萧军。
[11]这种依托于政治力量，尤其是大一统的政权力量对作家的排斥，不仅明显侵犯了文学的尊严，其对作家的精神生命与创作生命的损害，无疑也相当严重。
[12]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文学体制的内部，也有着相当明显的等级关系。
来自于“老解放区”
的作家在精神与思想上分明要比那些来自于当时的“新解放区”
（即原“国统区”
）的作家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前者在1949年以前的文学实践被周扬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题加以总结，被认为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自然也就代表了未来文艺的发展方向；而茅盾的报告却对后者的文学实践在较为谨慎地肯定成就的同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
依循着这样的姿态，很多作家如曹禺、陈学昭和杨晦等人，都在会上作了相应的反思与表态。
[13]1950年，《文艺报》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专门发表了社论《加强文学艺术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倡导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自我反思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1951年，开明书店陆续出版了24位中国现代作家的选集，茅盾、巴金、曹禺和张天翼等作家纷纷在各自选集的“自序”
中对于既往的文学实践进行了自我否定与自我检讨。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起点”
，第一次文代会及其所明确的文艺政策和建立的文学体制，为中国大陆文学此后几十年的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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