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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还是在一次网球赛上打球时，遭到来自《富豪名流生活》的一个家伙堵截，海伦也因为一篇文章把一家妇女杂志大骂了一顿。
媒体通常把我描绘成一个寒酸古怪的离群索居者，一个尽管在山洞里藏了几十亿美元，却仍然和狗儿同眠的乡巴佬。
后来，在1987年股市崩盘时，沃尔玛的股票也和其他股票一样下跌了，每条报道都在说我损失了5亿美元。
当他们问及我对此事的看法时，我说：“那只是账面而已。”
想来他们从这事里找到了不少乐子吧。
不过现在，我会谈谈我对于金钱的看法——适可而止。
除此之外，我们的财务情况——就像其他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美国家庭一样——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关别人的事。
毫无疑问，我对于金钱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的，我正赶上了美国历史上一段相当艰苦的时期：大萧条时期。
而我早年生活的美国中部地区——密苏里州、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阿肯色州——在沙尘暴时代[1]经受了沉重的打击。
我于1918年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金菲舍镇，在那儿住到5岁。
不过我最早记忆中的地方，是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我在那里开始上学，随后搬到密苏里州的小镇马歇尔。
在那以后我们搬到密苏里州的谢尔拜纳，我在那儿开始上高中，再然后是哥伦比亚镇，在那儿我念完了高中，进了大学。
我的父亲，托马斯·吉布森·沃尔顿，是个非常勤勉的人，每天很早起床，工作很长时间。
他是个老实人，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老实人，他的诚实正直被许多人记得。
他还颇有一点个性，喜欢做生意，什么东西都拿来交易——马、骡子、牛、房子、农场、汽车，任何东西。
一次，他用我们在金菲舍镇的农场换取了俄克拉荷马州欧米加镇附近的另一座农场。
还有一次，他用他的手表换了一头猪，于是我们的餐桌上便有了猪肉。
我的父亲还是我遇到过的最善于讨价还价的人。
他有种罕见的直觉，知道对方让价能让到什么地步，他总能还到那个价钱，并且在友好的气氛中成交。
不过有时他出的价真是让我觉得发窘，那实在是太低了。
这大概就是我不能成为世上最佳谈判者的原因之一吧：我缺乏榨取对方最后一美元的天资。
幸运的是，我的兄弟巴德，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我事业上的伙伴，他继承了我父亲讨价还价的天分。
父亲从未有过自己创业的那种野心或自信，他不相信借贷。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干过各种工作，银行职员、农场主、农业贷款评估员、保险及房地产代理人。
在大萧条时期的开始，有好几个月他完全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得上他兄弟的公司去做事，那家公司叫沃尔顿抵押借贷公司，是美商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个代理处。
父亲接手了大都会公司老农场借贷方面的事务，那些农场绝大多数都处于拖欠债务的境况。
在1929、1930和1931年间，他不得不从数百户可怜的好人家手里，没收了他们家族世代拥有的农场。
有时候我同他一起，那场面很悲惨，而且对我父亲来说也的确很不容易——不过他尽可能让那些农场主保留最大限度的自尊。
所有这些，必定会给还是个孩子的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我全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对自己说过诸如“我决不要做个穷人”
之类的话。
我们从未把自己当成穷人，尽管我们手头的确没有多少所谓“税后收入”
的钱，但我们都竭尽所能四处赚些小钱增加收入。
比如我的妈妈，南希·沃尔顿，在大萧条时期想到个点子，开了家小牛奶店。
我早上早早起床挤牛奶，母亲则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将牛奶装瓶，下午我练完足球后就去送牛奶。
我们有10到12个主顾，他们花上10美分就能买到1加仑牛奶。
不过最棒的是，妈妈会从牛奶里撇奶油做冰激凌，我常常会想，是不是正是那时候吃下的那些冰激凌，使我长成了现在这个胖子山姆·沃尔顿。
大概在我七八岁大的时候，我还开始递送报刊、争取订户，从七年级一直到我上大学，从不间断。
我还饲养并出售兔子和鸽子，与那时候的农村孩子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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