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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对立论学派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别，但没有提到他们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体系。
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译本的广泛传播，对立论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振兴了。
对立论学派自身分为两个阵营，即温和的对立论者和激进的对立论者。
我是一个激进的对立论者，主张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连字符从未存在过。
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理论：一个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被称为恩格斯主义。
我最初提出这个观点，是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①中。
在本书中，我将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找出这两个理论的起源，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和恩格斯主义的社会哲学早在1842年就边界清晰了。
在《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出版之后，对立论学派因特雷尔·卡弗著作的出场而壮大了。
作为一个温和的对立论者，卡弗拒绝马克思—恩格斯一致的观点，认为“这两个人之间有着显著差异”
②。
但他的探究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短暂的手术式分离之后停止了。
卡弗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马克思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入门读物，并进一步指出：“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讨论的‘矛盾’，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更具体的阐述。”
③卡弗的评价是错误的。
我将在本套书后面的一卷中证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基本上派生于莫泽斯·赫斯和罗伯特·欧文的著作。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黑格尔的运用，仅仅是语言学上的，而且是无端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于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温和的对立论学派的另一个例子是斯塔西斯·杜娜叶夫斯卡娅的《哲学与革命》①。
尽管杜娜叶夫斯卡娅没有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分离，但她成功地界定了将恩格斯追溯至赫斯和欧文的发展线索的某些原因，马克思则是由海因里希·海涅这条线索和法国雅各宾主义激进的左翼演变而来的。
在这一点上，做一个程序性的说明是适当的。
总体来说，我的解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认识大体上表现为两个时期。
我认为，第一个时期是他们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时间是从1837年至1850年；第二个时期是他们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时间是从1850年至他们各自辞世。
我目前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上。
1837年至1850年的经历必然将他们的借用分为第一个片段和第二个片段。
就青年马克思而言，他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片段涵盖的年代是1837年至1841年；就恩格斯而言，是1837年至1842年。
对青年马克思来说，第二个片段是1841年至1850年；对青年恩格斯来说，是1842年至1850年。
这种分期是必要的，区分这两个片段的是其重要的差别。
本书关注的是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第一次接受黑格尔的第一个片段。
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留下了大量值得我们揣摩的文字材料。
这些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深入分析。
我们有必要审慎地透过这些档案，对细节做激光扫描般锐利的洞察。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必须将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区别为两个分支。
目前这章将按如下三个时间段进行叙述：1837年——恩格斯夭折的教育，1838～1841年——恩格斯在不来梅，1841～1842年——恩格斯在柏林。
本章旨在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过程，并将黑格尔当作区分的标准。
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如何理解黑格尔，成为他们不同的哲学路径的晴雨表。
他们在自己生涯的早期对黑格尔进行借鉴的不同方式，可以被认为是他们未来学术不一致的根源。
这个研究主要针对的是青年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发展，但由于其目的是消除马克思—恩格斯的连字符，我在这三个时期的每个时段中都会提到马克思。
这是表明他们学术思想发展不同路径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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