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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时的历史的层面上，马克思在1859年的《序言》中指出，历史是由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推进的。
但他没有解释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实际上，这里似乎有两个方案。
第一种方案关注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事件的历时的年代学的趋势中具有因果的特权。
这正是历史理论。
第二种方案关注“研究方法”
和“叙述方法”
之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致力于社会总体的共时研究。
这正是关于整体的解释理论。
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
在《历史与结构》中，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做了如下评论：
相反，在晚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显然至少在《大纲》中，我们要思考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特别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二次借用。
这部著作对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说是很重要的。
同样，从《精神现象学》中借鉴的劳动范畴对他19世纪40年代的“自我理解”
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①
之所以挑出这一段，是因为我承认自己得益于施密特。
在《历史与结构》1971年版中，施密特成为第一个对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两个时期做出区分的人：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个阶段基于《精神现象学》，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基于《逻辑学》。
我的研究接受了施密特的这种提法。
在第一个阶段，马克思需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因为他处于通过作为预言来源的人的劳动理论展开研究的开创阶段。
卢卡奇，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列宁那样，代表了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对立面，并假定《精神现象学》体现了马克思全部的生活跨度。
在第二个阶段，马克思转向了《逻辑学》，因为他需要借鉴一种科学理论来写作《资本论》。
《逻辑学》提供了很多方法论的形式，马克思需要据此勾勒他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图景。
5.马克思与科学的哲学
马克思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哲学。
同成为政治革命一样，马克思在社会科学中将解释理论革命化了。
马克思的经济学视角没能通过经验程序得以表述。
他对李嘉图的左翼批判没能在经验程序中得以持续，因此在1857～1858年转向了《逻辑学》，以便获得能够解释其视角的方法论。
我不愿在这里列举马克思借用黑格尔主义逻辑的全部范畴，这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以及本套书的其他两卷中展开。
在这一点上，我限定自己仅仅评论马克思解释理论的革命，即马克思为了解释他自己，不得不创造一种辩证的语言，以适应一种辩证的理论。
马克思的新语言将自身分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从整体来看，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为他的理论革命提供了很好的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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