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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平均人口密度由1950年的2524人／平方公里，减少到1990年的1461人平方公里；纽约大都市区在1960—1985年间人口仅增加8%。
低密度的蔓延式发展降低了人口密度，促进了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
但也带来诸多问题，包括大量森林、农田、空地被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作地与居住地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耗费通勤时间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能源消耗；个人住宅和新居住区过于分散，商业服务、文化教育等设施难以配套，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老城区破旧，设施得不到更新，商业服务、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的优势得不到很好的发挥等。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城市规划者、学者和居民都开始意识到低密度城镇空间布局所带来的问题，提出了“精明增长”
的理念。
其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土地利用的紧凑模式，用足城市存量空间，减少盲目扩张；鼓励以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为主的开发模式，加强土地利用的混合功能，保护开放空间和创造舒适的环境；鼓励公共参与，通过限制、保护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协调。
3.缺乏产业支撑的过度城市化——拉美国家模式
拉美国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
二战后，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加快了重工业的发展，而且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集中布局于几个大城市，国家的城市建设投入也集中于这些大城市。
在农村地区，一方面，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土地和资本的集中程度；另一方面，国家对农业和农村地区的低投入造成了农业部门的衰退和农村生活环境的恶化，大量人口难以在农村维持生活。
在此背景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而且主要是几个大城市，造成拉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其他国家。
20世纪70年代后，大城市的人口每10年就翻一番。
而城市的重工业基础，缺乏吸纳这些人口的能力，造成了城市严重的贫困化现象。
据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拉美地区城市人口已占地区总人口的60%，但工业人口比重却不及20%~30%。
拉美国家大约有1／4的城镇居民生活在贫民窟中，导致一定时期内城镇贫困人口比例甚至超过农村人口的贫困比例，从而出现“过度城镇化”
现象。
拉美城镇化水平虽然已接近发达国家，但经济发展水平只是发达国家的1／20~1／10，甚至更低，城镇发展质量较低。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过度城市化问题，包括控制人口增长，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重新调整城市布局，发展中小城市等。
4.政府主导——前苏联模式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
胜利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了现代工业化进程，城镇化随之全面展开。
1928年，前苏联开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经济发展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大批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的建成投产，既推动了所在城市的建设，又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进入城市，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到1940年，前苏联城镇化水平达到了32.5%，13年提高了14.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超过1个百分点。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城镇化进程也取得显著进展，1950年，城镇化水平提高到38.9%。
到1965年，城镇化水平达到52%。
进入20世纪70年代，城镇化水平在超过60%以后速度逐渐放缓。
从前苏联的城镇化进程可以看出，由于人口总量少，即使工业化以重工业起步，且重工业始终占较大比例，其城镇化依然达到了较高水平。
然而，农业和轻工业的滞后也始终影响着前苏联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城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前苏联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安排实现城镇化，城乡“二元”
结构特征显著。
5.城乡交错发展——亚洲发展中国家模式
20世纪50年代以后，亚洲发展中国家选择的“出口导向”
发展战略，迅速推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并形成了以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模式。
中心城市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张，在城市边缘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城乡交错地带。
同时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使过去独立发展的城市之间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而且沿城市之间的交通通道形成了新的产业走廊。
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出现的大量人口向少数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是与其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面临巨大人口压力和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条件下，依托人力资源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沿着大城市周边地区蔓延，出现了大量“似城非城，似乡非乡”
的“灰色区域”
型城镇化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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