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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城市化是郊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不仅包括了资源从城市核心区向郊区流动，也包括了资源从大都市向中小城市、农村地区流动。
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
比如：美国除洛杉矶以外的12个最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在1950—1975年间平均减少了9.68％，而郊区人口平均增长了207％；英国在1961—1971年间，城市市区的人口从2625.3万下降到2552.4万，郊区及卫星城镇人口从1463.5万增加到1714.7万。
但“向心化和离心化、集中化与分散化都不应该被看作是相反的两极，而应该被看作一个复杂的地区在扩大过程中的不同侧面”
，无论是集中型的城市化，还是分散型的郊区化和逆城市化都是城市化不同阶段的不同形式。
逆城市化、郊区城市化趋势可能改变城市化的类型，对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郊区城市化与逆城市化是城市群形成的重要方式，从上海、南京和杭州的郊区化趋势以及苏南地区城镇扩展的情况来看，郊区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在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使大规模的人口、住所、制造业、商业和办公楼流向广阔的空间，不仅可以改善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同时也会改变城镇的数量规模结构和空间格局，由无序混乱的空间组织形式转变为多中心的同心圆格局，使得城市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备，互补性更强，环境更加美好。
3.经济发展特殊阶段的有利条件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状况最终还要取决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中期同时是农业实现机械化或现代化时期，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的快速发展，必将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物资装备，推动城镇规模的扩大、新城镇的产生和城镇建设的加强；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必将为城镇化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和劳动力，从而促进城镇化。
此外，中国目前存在的城乡差距扩大与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并存的情况，对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
首先，城乡差距扩大虽然具有阻碍城镇化的因素，但却有利于增加城镇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迁移。
在1978—2006年间，除了改革初期为数不多的年份，中国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基本上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0，这说明城乡收入的扩大有利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其次，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则为城镇化提供了持续而充足的人力资源。
城镇人口的增长主要是机械增长所致，并不是自然增长，而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主要来源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
4.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基本上依赖市场的调节。
生产要素在市场的作用下进行自由区位选择而集中到城镇，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成功实现了城市化。
与此不同的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和计划的作用，结果造成城镇化的严重滞后，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不仅使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调节的方式由计划转向以市场为主，也使城镇化的实现机制由计划机制转向以市场机制为主，从而发挥了市场机制和民间力量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自由地向城镇流动，生产要素可以在市场的作用下向城镇集聚，城镇化需要的资金能够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农村改革还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丰富的农产品，结果促成了中国城镇化前所未有的大推进。
中国正在进行的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任务的深化改革，必将进一步有力地推动城镇化进程。
（三）城镇化需要协调推进的配套政策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3年我国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
其中一项任务，即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在本次召开之前，围绕城镇化的讨论就已趋热烈。
中国经济的未来，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而城镇化正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也是破解“三农”
难题的一条路径。
城镇化受到高度关注，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大致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如何去走新型城镇化之路。
其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其二，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三，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
这三个要求，尽管未能全面涵盖新型城镇化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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