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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诺齐克看来，这一意义上的差异原则，便意味着对个体的不正当剥夺。
从理论上看，罗尔斯对社会分配的如上理解，显然未能把握问题的实质。
这里的前提，首先在于分辨“自然天赋”
与人的现实能力，自然的禀赋固然构成了个体发展的某种开端，但它本身还不是现实的能力，这一点，在谈到诺齐克所预设的“自我所有”
时已作了分析。
人的现实能力的形成，总是基于多方面的社会背景和前提，并且离不开社会的具体制约和影响。
从历史地积累起来的知识成果，到文化教育、社会实践，等等，这些社会历史的因素都以不同的方式渗入个体现实能力的形成过程。
从上述意义看，个体在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并不完全由个体的自然天赋所决定，而是一开始便包含着社会的参与、体现了社会的作用。
进而论之，个体能力的运用，自我才干的施展，也受到社会条件的多方面制约。
与此相应，在人的自由发展中具有优势并由此占有更多资源的个体，其所达到的成果，并非仅仅归属于该个体，而是同时具有社会的性质（表现为某种社会的“共同资产”
），正是这一点，为社会的再分配与社会的调节提供了内在的根据。
不难看到，作为“共同资产”
进入社会分配和社会调节过程的，并不是罗尔斯所谓“自然天赋”
，而是具有社会品格的现实能力所产生的社会资源，也正是这一事实，决定了这种分配和调节不同于诺齐克所谓对个体的剥夺。
不难注意到，正义在实质的层面无法离开权利，个体自主与人性平等则从不同的方面构成了个体基本权利的根据。
离开了个体自主，个体自由发展的权利将难以落实；漠视人性平等，则个体获得发展资源的权利便无法保障，在此意义上，个体自主的原则与人性平等的原则无疑构成了社会正义的双重前提。
历史地看，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在自然法、天赋人权等预设之下，将个人的自由、个体的权利提到了突出地位[24]，洛克所肯定的个人权利，便包括生存的权利，享有自由的权利以及财产权等。
这种权利观念的核心之一，是个人的自由发展，后来的市场经济则从一个方面为这种权利的具体落实，提供了现实的空间。
然而，市场经济固然在形式上构成了个人自由驰骋的疆域，但由于前文提及的个体差异及社会的限定，形式上的个人自由在历史过程中所导致的是实质的不公正。
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人运动和更广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被看作对种权利观念及其后果的历史回应。
与上述运动相联系的，是对个体的社会保障权利的突出，后者包含个体从社会中获取其生存、发展资源的权利：它要求社会给予在市场化的自由发展中被剥夺或处于弱势的个体以他们应得的资源。
近代以来权利观念的以上衍化既折射了社会的现实变迁，也从历史的层面涉及了个体自主与人性平等（价值平等）的社会正义原则。
就理论的视域而言，上述论域中的社会正义，涉及权利、正当与善的关系。
在形式的层面，正当往往与普遍的原则、规范相联系，这一意义上的正当，主要被理解为合乎普遍的原则或规范。
正当同时又与权利相关，在此意义上，正当便表现为对人应有权利的承认和维护，西方哲学语境中的“right”
既表示权利，又有正当之义，似乎也表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
同样，在中国哲学中，一方面，礼和义作为普遍的规范为个人的权利规定了界限，另一方面，合乎礼与义，又体现了行为的正当性，其中也蕴含着权利与正当的统一。
善作为正面的价值，不限于道德之域，它的范围在广义上包括对人的存在具有正面价值意义（有利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所有存在形态。
以人的正当权利的确认与保障为内容，正义在实质的层面同时指向善，而人存在与发展的资源，便是上述广义之善的具体体现。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固然也注意到了善，但同时又强调“正当的概念优先于善的概念”
[25]，这种看法似乎未能完全把握正当与善的统一。
从逻辑上看，上述思维趋向与罗尔斯注重正义的形式之维（程序正义）显然不无关系：当形式、程序成为首要的方面时，实质意义上的善便难以获得同等的关注。
然而，以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为前提，则权利、正当与善，便都构成了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权利和正当的肯定，无法与现实的善相分离。
要而言之，人的生存、个体的发展、自我的成就离不开必要的社会资源，后者体现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社会资源的合理获得与分配，又进一步构成了社会正义的实质内涵。
社会资源的获得与占有，一开始便与个体的权利相联系：资源的公正分配，体现的是个体的正当权利；相应于此，社会正义也以个体权利的确认和尊重为其题中之义。
从总体上看，个体的权利既表现为自由发展，又以资源的平等获取为内容，二者分别基于个体自主的原则与人性平等（价值平等）的原则。
作为个体权利之本，个体自主与人性平等同时构成了社会正义的内在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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