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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普遍的、统一的人格取向中，人的多样性及个体性品格多少被遮掩了。
同样，道家反对“以物易己”
，固然体现了对个体的注重，但“己”
或个体的理想形态，又主要被理解为“真人”
或“天人”
[32]，与天人之辩上将自然状态（天）理想化相应，此所谓“真”
和“天”
，也就是合于自然或与自然为一。
在道家那里，对自然（天）的礼赞，同时又与扬弃目的性规定相联系，所谓“无为为之之谓天”
[33]，便表明了这一点：这里的“无为为之”
，首先相对于目的性的追求而言，其特点在于非有意而为；以“无为为之”
为“天”
的内涵，相应地包含着对目的性的疏离。
“天”
与“目的性”
的这种相斥，同时也使“天人”
与目的性规定形成了某种距离。
如果说，儒家的成人理论蕴含着普遍的人格取向对个体性规定的弱化，那么，道家的“真人”
与“天人”
之说，则在逻辑上将导向目的性规定的消解。
儒家与道家对个体或“己”
的如上理解，从不同的方面折射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
前文已提及，按马克思的理解，当“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时，人所处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
，与之相联系的则是“人的依赖关系”
，这种依赖性既体现于某一个体（处于较低社会等级的特定个体）对另一个体（处于较高社会等级的特定个体）的依赖，也展开于个体对群体以及社会等级系统本身的依赖性。
在“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的条件下，人的存在无法离开群体，儒家肯定“人生不能无群”
[34]、人“离居不相待则穷”
[35]，已多少意识到人的这种生存处境。
儒家对人格的普遍规定与社会内涵的注重，似乎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个体与群体、社会的以上关系。
相对于此，道家之推崇、向往前文明形态的自然（天），则表现了另一趋向。
对道家而言，社会的体制、规范系统，都呈现为对人的束缚、限定，这种束缚、限定，在某种意义上折射了人的依赖关系，与之相联系，回归自然（天）既意味着超越以上的种种限定，也似乎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的依赖关系的某种不满。
从“最初的社会形式”
走向近代，“人的独立性”
逐渐取代了“人的依赖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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