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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重趋向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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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察表明，意义尽管有不同的维度和存在形态，但其生成和呈现都与成己、成物的过程难以分离。
如何理解意义与人的这种联系？这一问题既涉及意义本身的“意义”
，也关联着更广视域中人的存在意义，而在以上两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的偏向。
探究意义的意义，需要对此做进一步的考察。
意义的存在，与意义的呈现方式往往无法相分。
然而，一些哲学家在讨论意义问题时，每每未能充分地关注意义的以上性质。
对他们而言，意义似乎可以仅仅表现为对象的内在规定。
在这方面，波兰尼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与泊劳斯切合著的《意义》（Meaning）一书中，波兰尼从不同的方面对意义做了考察。
在他看来，不仅人，而且一切“有生命之物，不管是个体还是类，都指向意义。”
[38]进而言之，意义不仅是所有的生物所追求的对象，而且内在于我们所知的一切事物之中：“我们有理由说，我们所知的一切事物都充满意义，而完全不是荒谬的，尽管我们有时未能把握这些意义。”
[39]根据以上理解，意义似乎构成了事物自在的规定：不管事物是否进入人的知、行之域，也无论这些事物是否已为人所把握，它们都有不变的意义。
这一看法对意义生成与成己和成物过程之间的内在关联，显然未能给予充分的注意。
事实上，对象固然有其自在的规定，然而，这种规定之获得意义的形式或以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总是无法离开认识世界与变革世界（成物）、认识自己与成就自我（成己）的过程：如前所述，事物之成为意义之域的存在，以事物进入知、行过程为前提。
从理论上看，波兰尼强调意义的自在性，与扬弃意义主观性的要求相联系，这一点，从其如下所述中便不难看到：“如果我们相信宇宙之中存在着旨在达到意义的普遍运动，那么，我们就不会将人所获得的任何种类的意义仅仅归结为主观的或私人的。”
[40]然而，尽管扬弃主观性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意向，但试图通过意义的自在化和泛化来达到这一点，其进路显然又有自身的偏向。
从实质的层面看，把意义理解为对象性的规定，意味着将意义从存在于知、行过程的真实关系中抽象出来，从而使之失去现实的前提和基础。
这种缺乏现实品格的“意义”
，显然很难说已经真正扬弃了主观性。
尽管波兰尼在另一些场合也注意到了意义与人的存在之间的联系[41]，但他的以上看法无疑包含自身的问题。
与强调意义的自在性相对，另一些哲学系统将关注之点更多地指向意义与人的相关性。
这里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实用主义。
在意义之域，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将意义问题与人的存在及其活动联系起来。
在谈到事物的观念时，实用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皮尔士曾指出：“我们关于任何事物的观念就是我们关于它的可感知效果的观念。”
[42]这里所说的“可感知效果”
，便涉及人的活动及其结果。
皮尔士以“硬”
这一有关事物属性的概念为例，对此做了解说：“我们称一事物为‘硬’，其意思是什么？显然，这是指它不会被其他东西划破。
与其他的属性一样，这一属性的全部概念，就在于其可设想的效果。”
[43]事物能否被划破，是通过人的活动而了解的，划破或不划破，则都表现为人的活动的结果，而在皮尔士看来，“硬”
这一概念的意义，便形成于这一过程。
当然，在肯定意义源自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这一前提之下，实用主义的不同人物又有不同的理论侧重。
相对于皮尔士之注重行动结果的可感知性，詹姆士和杜威似乎更突出意义与人的生活实践、生活需要的关联，以真理为例，其意义在詹姆士看来便在于能够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引导作用”
[44]，这种作用首先便表现为对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
就其肯定意义与人的实践活动的联系而言，实用主义无疑扬弃了将意义视为自在或形态本然规定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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