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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应，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之间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二者之间的界限具有可变动性。
在知、行过程的历史展开中，人化的领域总是不断向本然的领域扩展。
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的以上联系，同时表现为二者之间的连续性。
黑格尔曾认为，自然“预示着精神”
[8]。
在黑格尔那里，自然既表现为绝对理念的外化，又构成了从绝对理念向精神发展的中介，这种逻辑的推绎无疑具有抽象性和思辨性，但如果将精神与人的存在及为我之域联系起来，则所谓自然预示着精神，似乎也包含天与人、自在与为我之间具有连续性之意。
历史地看，人作为意义主体，其存在本身以本然世界之“在”
为本体论的前提，这一事实既决定了人在走出自然的同时难以割断与自然的联系，也规定了为我之域与自在之域无法截然相分。
从哲学史上看，对意义世界所涉及的为我之物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如上关系，往往存在不同的理解。
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的思路。
众所周知，康德区分了现象与物自体，前者（现象）与人的感性直观相联系，从而具有“为我”
的性质，后者（物自体）则有其复杂性。
一方面，就其在现象之外而言，物自体表现出自在的性质；但另一方面，它又在认识领域被理解为现象之源，在实践领域被预设为道德实践的形上根据，就此而言，它无疑又具有“为我”
的一面。
从以上方面看，康德似乎注意到了自在与为我之间的联系。
然而，康德同时又强调现象虽以物自体为源，但却不同于物自体的真实形态，在此意义上，它在实质上被仅仅或主要规定为“为我”
之物；物自体虽为现象之源，但它本身却被规定为人永远无法达到的对象，从而在实质上以“自在”
性为全部存在品格。
现象与物自体之间的如上界限，同时也使存在的“自在”
之维与“为我”
之维彼此分离。
相对于康德哲学的二重性，另一些哲学家更多地强调了人化世界的“为我”
性质。
在这方面，王阳明的心学似乎具有某种代表性。
前文曾提及，在心物关系上，王阳明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即“意之所在便是物”
[9]。
此处之物不同于本然的存在，本然的存在总是外在于人的意识（未为主体所作用），作为“意之所在”
的物，则是已为意识所作用并进入意识之域的存在。
“意之所在即为物”
，并不是意识在外部时空中构造一个物理世界，而是通过心体的外化（意向活动）赋予存在以某种意义，并由此建构主体的意义世界。
王阳明注意到了意义世界的建构总是离不开人的作用，但由此又断言“无心外之物”
[10]，显然对这一世界的自在之维未能给予必要的承诺。
类似的倾向也存在于实用主义之中。
实用主义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于从价值意义等方面理解存在。
这种看法无疑有见于现实的存在不能略去价值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用主义学说在本体论上的意义，首先便在于以强化的形式，突出了事物的现实形态难以隔绝于其价值意义。
然而，在肯定具体事物包含价值规定的同时，实用主义往往由确认事物与人的联系（事物的人化之维）而弱化乃至忽视事物的自在性或独立性；詹姆士的如下论点，便表明了这一点：“如果说人的思维以外还有任何‘独立’的实在，这种实在是很难找到的。”
“这种所谓实在，绝对是哑的，虚幻的，不过是我们想象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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