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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的核心不在于出多少书、办多少刊物，而在于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界”
或者“科学界”
。
D·贝尔把“科学界”
称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体制”
；R·默顿把间接地规定科学界行动准则的“精神气质”
归结为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以及有组织的怀疑这四个成分。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要成为这种意义的“科学界”
、要普遍形成这种意义的“精神气质”
，还遥远得很。
但从90年代以来学术界进行的一些讨论和评论可以看出，人们开始在这方面进行相当积极和自觉的追求。
尽管存在着把“人文精神”
和“科学精神”
对立起来的情况，尽管存在着离开“科学气质”
谈论“学术规范”
的问题，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界”
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
的一部分，但至少，问题已经提得够明确了——问题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问题的一定程度的解决离我们还会远吗？
应当承认，“合理性的追求”
仅仅是90年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方面。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的另一个方面或许可以称为“合理性的逃避”
。
所谓“后现代主义”
潮流是这方面的典型。
但在我国，后现代主义是作为一种“理论”
从国外引进来的，或至少是被学者理解成一种“理论”
的。
既然作为理论来介绍和传播，中国的“后现代主义”
就不能没有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或缺的这些因素：理由、论证和根据理由和论证所进行的相互辩驳。
从这点上来说，后现代主义的情形有点类似80年代的所谓“新权威主义者”
：后者用来论证自己观点的独特论据和独特风格，恰恰是对于“权威”
的不恭。
就此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是后现代主义，也可以纳入“合理性的追求”
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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