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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中的镰刀斧头[3]——忆王元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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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夜深人静，家人都入睡了。
我戴上耳机，打开iPod，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深沉的旋律从容不迫地响起，由低到高。
很快，衬托着又几乎湮没了钢琴声的，是满耳的激越，交织着悲壮，还有欢乐。
对音乐，我从来就像一个贪食者，只知享受，不会品味。
当然，除了狼吞虎咽的即时享受之外，我还经常会把一部作品与某次聆听的心情，以及当时的周围环境联系起来，让乐音成为自己人生某一段经历的记录——对音乐作这样的使用，我们就不仅可以录音、录像，而且还可以录情、录境了。
于是，听格里格的《皮尔金特》，我眼前会出现挪威的冰川和峡湾；听莫扎特的长笛协奏曲，我耳边会响起亚德里亚海的涛声；《洪湖赤卫队》的乐曲响起，我就仿佛又站到了1976年冬天崇明农场那白雪皑皑的农田上。
此刻，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让我联想起的是几个月前王元化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拉赫玛尼诺夫写于20世纪初的这首钢琴协奏曲，我听过多遍，但与它的旋律建立起最牢固联系的，却是2008年5月16日龙华殡仪馆悼念大厅的那个景象。
那天上午，近千名各界人士排成长队，在拉赫玛尼诺夫的乐声中，向身上覆盖着鲜红党旗的先生，表达最后的敬意。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和镰刀斧头的符号，一个是十月革命前逃离俄国的浪漫主义大师的作品，一个是率先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劳动阶级的象征，反差那么大的两样东西，在先生的精神世界中都占据重要的地位。
在先生终于羽化为精神存在的时刻，用这两个符号来代表先生的精神，代表他的关怀，他的追求，他的遗憾和期待，令人感慨。
二
这几年我思考“精神生活”
的问题多了一些，直接原因是主持了一个教育部的集体课题，但中国社会从匮乏逐步走向丰裕带来的精神变化，批判理论传统近几年来的精神性转向，以及已届知命之年的我自己的生活体验，应该是更重要的背景。
当初设计课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想法，要从精神生活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的一些代表性人士作深度访谈。
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现，但若要做的话，元化先生一定是最重要的访谈对象之一。
先生晚年受疾病缠扰，肉体经常苦不堪言，但精神生活却相当富足。
说先生晚年的精神生活相当富足，并不是说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心情一直很快乐。
恰恰相反，无论是读他的文字，还是听他的谈话，他内心更多的是因求知心切但力不从心而产生的焦躁，因社会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
的局面而产生的忧虑，因知识界“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的现象而产生的痛心，尤其是因为发现自己贡献一生的那个事业还远远没有完成其洗涤污浊、夯实基础的工作，而产生的深深苦恼。
说先生晚年的精神生活相当富足，也不是说先生卸下官职以后忙于赏景听戏、吟诗作画。
先生对京剧有深刻见解，对山水情有独钟，诗作虽面世不多，但书法却自成一家。
如果把这些活动和兴趣都归入精神生活范畴的话，我们可以说，元化先生的晚年，尤其是当他的身体状况还比较好的时候，精神生活确实是让人羡慕的。
但先生的精神生活还有更深的层面。
精神生活既不能归结为喜怒哀乐的心理生活，也不能归结为读书听戏的文化生活。
精神生活的实质是心灵生活，是对于超越日常生活、日常关切的某个或某些价值的不懈追求。
从小时候起，元化先生就很幸运地受到亲人们的疼爱和照顾。
终其一生，凡人琐事方面不大操心的元化先生就过着比较精神而不那么物质的生活。
即使在他站在镰刀斧头下握拳宣誓的时候，他的心灵空间**漾的，可能也有拉赫玛尼诺夫那首在战胜心理疾病之后创作的精美乐章。
有人猜测，在元化先生晚年那丰富的精神生活背后，尤其是在他深刻的反思意识背后，是否有着先生早前受过洗礼的基督教的影响。
先生不愿意把他的反思与宗教忏悔画上等号，但明确承认，“《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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