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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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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过的文章中，没有谁像鲁迅一样是写人生孤寂的高手。
1922年12月，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
……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24年9月，他又在《野草·秋夜》一文中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两段话，第一段记鲁迅1912至1919年孤居在北京绍兴会馆的情形。
那时，他在北京的文化圈里还没有什么名声，每天除了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当差，就是闭门“钞古碑”
打发时光。
青灯古卷，槐蚕掠颈，这样的暗夜配上20世纪初北京城里静到死寂的胡同，其中浸润的人生况味又岂是一个“孤寂”
所可尽及！
第二段是他在阜城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院居住时看到的墙外之景。
那时，他刚刚与周作人夫妇起了大冲突，不得不从新街口八道湾搬出，另觅新居。
这个新居的周边风物，在秋天灰暗的天空下已显现出无尽的落寞和萧瑟，再配上作者当时冷如霜凝的心境，大概那孤寂已固化成铁石般的冷峻了。
所以，新居墙外，原本无限展开的世界，均按照一种极简主义原则向两棵枣树聚集——“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似乎除了枝叶嶙峋的枣树在无聊地自相重复外，观者的目光已在这个寂寥的城市失去任何凭依了。
同一个时代，同一座京城，朱自清看到的是什刹海拂地的绿杨和清华园里波碧凝痕的荷塘，郁达夫想起的是陶然亭的芦花和钓鱼台的柳影，而鲁迅注意到的则是绍兴会馆里缢死过女人的国槐以及阜城门内枝叶脱尽的枣树。
由此可见，世间风景，虽然大自然不择贤愚一概慷慨地给予，但每个人却往往会因为不同的个性、气质及种种的人生际遇，而在心中显现出千姿百态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意味着，在观者眼中，自然从来不可能呈现出它的实相，而只可能是一种主观心灵的映象。
或者说，人的心灵像一面镜子，它映照着世界，世界也因为它的映照而成为人心灵的表征。
在为这本书写的“前言”
中，我之所以开头就以较多的篇幅谈鲁迅的孤寂问题，原因在于许多年来，我总感觉自己中年之后的迁徙路线及心灵体验，与百年前的鲁迅有着冥然的暗合。
2007年，由于工作上遇到瓶颈等诸多原因，我彻底告别中原古城移居北京。
面对这个巨无霸般的首善之都和仅存在于想象之中的新单位，内心的疏离、陌生以及由此带来的无言的孤寂，总时时会对人的心灵产生致命的重击。
唯一不同的是，鲁迅是一个性情孤高的勇者，在“钞古碑”
之余，他呐喊，他彷徨，他有足够强大的意志力让生命像野草一样茂盛生长。
而我，则至多也就在侍弄一些古人无聊的美论、艺论之外，弹弄几曲朝花夕拾类的浅吟低唱罢了。
这本书收录的散文或随笔，正是本人2007年至2012年写就的“浅吟低唱”
之作。
通读此书的有慧心的读者，可以从中品读出我在这六年之间的情感及思想递变，以及对种种世相人生婉转而深富意味的阐明。
从最初的茫然惶惑到后来的淡定明朗，大致可以勾画出一条我对北京这座古城渐生归属感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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