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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秦桧、汤思退等主和，张浚等主战。
前者（汤）是张孝祥的恩师，后者（张）对张孝祥也有知遇之恩。
他夹在势不两立的两者之间，不但政治上存在到底如何站队的问题，而且私人感情上也存在着忠诚对象的对立。
有意思的是，他夹在两者之间，不论政治立场还是私人友谊都试图走出一条中间道路，即当代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如其所言：“靖康以来惟和战两言，遗无穷祸，要先立自治之策以应之。”
也就是说，先把政权基础做好，想战即战，想和即和。
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是胡扯。
理性地讲，第三条道路是最稳健的道路，但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中国，中间派历来最难当。
但丁在其《神曲》中，将这类人称为骑墙派，既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
在中国的宋代，苏轼也是走这种第三条道路的人物。
宋神宗时期，司马光和王安石斗得厉害。
苏东坡不但不靠近任何一方，更要命的是，司马光上台时他替王安石叫屈，王安石上台时他又替司马光鸣不平。
结果成了对立双方共同的敌人——从湖北黄州做团练副使始，后英州、惠州一直向南贬过去，直到最后流放到了海南岛。
在宋词中，张孝祥的文风是最近于苏轼的。
他的《过洞庭》如果和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对读，将会看到两者之间意境的神似。
个人的政治、人生选择与艺术的特性是否有什么隐秘的关联呢？
《过洞庭》一词，就其干净和洗练而言，可能宋词中无出其右。
人生的孤寂和苍凉，心境与世界的清澈与敞亮，表里合一，通透无间。
在今天的政府官员中，许多人工作之余，也爱做些诗歌抒情言志，自我抚慰。
但这些胡乱涂画的东西，除了一些马屁精无聊的吹捧之外，是很难被称为艺术的。
但在中国古代就不一样。
翻一翻中国文学史，很少见到哪个著名诗人没有做过官，或者甚而言之，没有哪个官员没有做过堪以传世的美丽诗篇。
陶渊明归了田园，但他并不是一个例外。
在回庐山脚下种地之前，他也在彭泽县做过县长。
可以认为，中国历史，总以诗意和美丽让人追怀，离不开这种诗人与政治家两种互不相及的职业的重叠。
诗进入政治、政治融入诗，正是中国历史显得那么耐人寻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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