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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6年，中国是以模仿为目标引进苏联教育学的。
④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东北地区的一些教育刊物，如《东北教育》等就开始译介苏联教育的经验和理论。
《人民日报》在1949年11月刊登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一章，苏联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被相继译为中文。
此外，我国还邀请苏联专家讲授教育学，国内学者积极做辅导性或普及性的报告，引进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苏联教育学著作引进1949—1956年，引进的苏联教育学著作共有107本。
这一阶段引进的苏联教育学著作数量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1953年作为一个关键时期，引进的数量增大。
这一现象的出现的原因是：中苏两国关系发展良好，从1953年开始，苏联全面援助中国，承诺援建中国304项工业项目，并派遣大批专家和顾问，发展经济、军工、文化和教育事业。
同时，中国全面学习苏联。
①中苏两国关系的这种阶段性变化，使得教育学界自1953年起，引进苏联教育学的力度更大、速度更快。
这一阶段共引进了107本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启动了13个学科。
教育学专门学科引进了7门，教育学元学科引进了2门，教育学交叉学科引进了4门。
单从数量来看，教育学元学科只引进了2门学科、2本著作，但和整个20世纪下半叶苏联教育学元学科的引进相比，占到了学科门类的23，数量的40%。
因此，这一阶段是以教育学专门学科和教育学元学科的引进为主的。
苏联教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具有逐步分化的特点，这一阶段引进的正是苏联已经形成的教育学学科体系。
这一阶段引进数量最大的是各科教学法，这一现象除了说明苏联教学法学科自身发展的程度较高之外，还说明了它的引进适应了当时的需要。
教学法作为一门操作性较强的学科，对实践的指导最为直接，效果也最为明显，因而引进数量较大。
这一阶段教育类的杂志上虽然也不乏翻译介绍苏联教育学的文章，但大都是对某个章节的介绍或是对一本著作的评价。
苏联教育学的引进主要还是通过出版社的正式出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的。
作为一种外来的教育学，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并不是建立在对其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引进苏联教育学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满足当时教学的需要。
在彻底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教育学不能再进入课堂，即使进入，主要目的也是对其进行批判。
在这样的背景下，急切地需要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进入中国的课堂，为教学服务，因此，苏联教育学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被引进了。
从这一阶段引进的学科来看，教学法的引进数量最大，也可以体现出引进是为教学服务的特征。
（二）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引进
在引进的苏联著作中，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最具代表性的。
1949—1956年，我国掀起了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热潮，不少高师院校以之为教材或主要教学参考书，一些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学教师也以之为业务进修读物。
这本《教育学》基本上成为当时衡量与评价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主要依据。
在我国，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共印刷10次，印刷数量为291516册；1958年版共印刷8次，印刷数量为193897册。
①
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节译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俄文版）第21章《国民教育制度》②，这是我国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最早介绍。
1950年1月号和2月号的《中华教育界》刊载了德厚译自该书的第1、2章。
③195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节译的第12章《劳动教育》④。
1950年4月3日，《人民日报》译载了第1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的第5节《作为社会科学的教育学》⑤。
1952年11月，《人民教育》的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指出：“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彻底，也不够系统……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是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
⑥1953年5月号的《人民教育》刊载的《我们是如何学习教育学的》指出：“学期开始时，我们学习《教育学》的方法是，‘要搞什么工作了，就找凯洛夫’。”
⑦可见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学习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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